在中國思想史上，顧炎武與黃宗羲、王夫之并稱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。廣泛的閱讀與深入實地的調查，讓顧炎武具備了博洽深邃的學識。顧炎武一生撰著豐富，留下了《日知錄》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《肇域志》《音學五書》及《顧亭林詩文集》等。尤其是《日知錄》，顧炎武耗費大半生精力撰成，可謂“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”。《日知錄》是顧炎武的讀書筆記，學有所得，隨時札錄，篇幅不拘長短，內容豐富，并有他的獨到思考。
“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”就是顧炎武在《日知錄》中提出的。每個普通人都與國家、民族的未來息息相關，每個普通人都應為國家發展、民族進步做出貢獻，這種深沉的責任意識，在后世不斷為人提起，已融入到我們的文化血脈中。
《日知錄》中有不少涉及廉潔文化的內容。古人云：“禮義廉恥，國之四維；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。”顧炎武贊同這一觀點，認為禮、義、廉、恥缺一不可，四者之中，他尤其重視恥。在《日知錄》卷十三《廉恥》中，顧炎武說：“然而四者之中，恥尤為要……所以然者，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禮犯義，其原皆生于無恥也。”一個人沒有羞恥之心，視貪得無厭為正常，則廉與之遠矣。
顧炎武在《與友人論學書》一文中說：“不恥惡衣惡食，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。”為官者當以何為恥？在顧炎武看來，為官者不能以粗衣淡飯為恥，而要以不能恩澤百姓為恥。
顧炎武認為既然選擇了做官，就應當知廉恥、存戒懼、守底線，要重視以上率下。諸葛亮在生命最后一刻，向后主劉禪自報家財、交代后事，“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頃，子弟衣食，自有余饒。至于臣在外任，無別調度，隨身衣食，悉仰于官，不別治生，以長尺寸。若臣死之日，不使內有余帛，外有贏財，以負陛下”。顧炎武在《日知錄》中引用諸葛亮的這段話，告誡為官者要以身作則、率先垂范，學習諸葛亮甘守淡泊、清正廉潔的品質。
顧炎武對貪官污吏痛心疾首，主張依法嚴懲貪污腐敗。他在《日知錄》中提到了范仲淹：范仲淹任參知政事時，著手吏治改革，他根據政績、才能和品德，將不稱職者的名字從花名冊劃掉，同僚在一旁勸止，您這一筆把名字勾掉容易得很，但是這一筆會使一家人痛哭！范仲淹說：“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耶？”一家哭與一路哭哪個更好？清除一個貪官污吏，只是一個家庭在哭泣；不清除會有一方百姓要哭泣。
顧炎武認為一個國家要想長治久安，應當做到崇儉抑奢。顧炎武平生注重節儉節制，并且以此訓導親朋好友。他在《與李中孚書》中說自己“南歸尚未可期”，竟是因為“過江而南，費須五倍”。在北游期間，顧炎武通過墾荒、養殖、買賣田產積攢千金，但獲取的錢財也僅供飲食、抄書、刻書、印書所用，絕不鋪張浪費。
顧炎武認為君子厲行節儉，才能教化人心。在《日知錄》卷十三《儉約》中，顧炎武列舉了漢代的許劭、北齊的李德林等人以廉節勵、改良社會風氣的生動案例。唐代名相楊綰，品性堅貞廉潔，車輿服飾儉約樸素。御史中丞崔寬家財萬貫，史料記載“有別墅在皇城之南，池館臺榭，當時第一”，但在楊綰的影響下，崔寬由奢入儉，下令拆毀別墅華屋。還有京兆尹黎干，日常出入原有百余人跟隨，后來主動摒棄驕奢淫逸，只留十騎。
這讓顧炎武意識到為人立世要做到“修之身，行之家，示之鄉黨”，以自己為出發點，一層一層擴展出去，由小家至大家，才能久久為功。（葉玲飛）